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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维坦按：
我们真正危险的地方，也许不是无知，而是不知道自己无知。
正如本文采访的达克本人，他强调，“邓宁-克鲁格效应”并不是用来嘲笑“愚蠢的人”，而是提醒每个人：我们都有自己的认知盲区，而且往往正是在自己最确信的地方，最难意识到错误。尤其在互联网和AI让知识几乎触手可及的今天，我们很容易把“能够找到答案”误认为“自己真正理解了答案”。
我们知道得越来越多，却未必比过去更清楚自己不知道什么。或许，真正的智慧并不是对世界拥有更多确定的答案，而是始终保留一句话的能力：我可能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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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开始上House舞蹈课。在此之前，我已经在派对和狂欢夜里跳了20多年的舞，不少人夸过我，有时甚至有人问我是不是专业舞者。走进舞蹈工作室之前，我心里隐约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太差。结果，我立刻发现自己是班里最不起眼的那一个。我以前根本不知道自己有多么无知。
我的经历证明了所谓的邓宁-克鲁格效应（Dunning-Kruger effect），这是一个在心理学和流行文化中经常被引用但至今仍存在争议的概念。
1999年，时任康奈尔大学心理学家大卫·邓宁（David Dunning）与康奈尔大学研究生贾斯汀·克鲁格（Justin Kruger）发表了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题为《能力欠缺者的无知与不知》（Unskilled and Unaware of It）[1]。论文描述了四项实验，分别测试大学生在幽默感、逻辑推理和语法方面的能力。邓宁和克鲁格还请参与者猜测自己的成绩，既要给出绝对估计，也要给出相对排名。
一个反复出现的核心发现是：成绩处于后25%的参与者严重高估了自己在该领域的技能水平（在某些研究中，他们平均将自己的百分位排名估计在60左右，而实际只有10左右）。此外还有一个次要发现：表现处于最高四分位的人往往低估了自己的相对能力，但幅度较小。
邓宁和克鲁格推断，执行某项任务所需的技能与评判表现所需的技能高度重叠，因此表现差的人缺乏元认知能力，无法察觉自己的失误。再加上一种普遍存在的“优于平均效应”——人们普遍高估自己相对于他人的能力——最差的表现者高估得最为严重。与此同时，表现优秀者也认为自己高于平均水平，却低估了自己领先的程度——这源于“知识诅咒”：我们以为自己的知识是人人共有的。
学术论文进入主流文化的情况并不多见，一旦发生，往往又会遭到误解。近来，我联系了现任职于密歇根大学的邓宁，与他探讨这一效应的影响。他至今仍在积极捍卫这一概念，同时也在探索其新的表现形式，甚至已将这个术语转化为一个形容词。正如邓宁所说，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某个阶段都会经历“邓宁-克鲁格时刻”。
“顺便一提，这个名字不是我们起的，”大卫·邓宁解释道。这是维基百科的一个词条这样命名的。他还说：“我希望人们不要再拿‘邓宁-克鲁格’这个词互相攻击。我们发表这篇论文，是希望它能成为人们自我反思的契机。”图片由密歇根大学摄影师安德鲁·马施卡（Andrew Mascharka）拍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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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您1999年那篇论文的起源是什么？
A：我一直断断续续研究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对自我的了解有多准确？仅凭个人观察——来我办公室的学生、院系会议上的同事、还有看C-SPAN频道时——我注意到人们会说出一些……怎么说呢……荒唐透顶的话。他们明明应该知道自己说的不可能是真的。曾有学生来我办公室，慷慨地给我一个“机会”，让我承认自己在试卷上标注的正确答案其实是错的。
贾斯汀·克鲁格在研究生一年级时说想跟我合作。我说：人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知道自己答错了？于是我们做了这些研究，看那些在测试中表现很差的人，是否意识到了自己的差劲。我们测试了逻辑推理、语法，以及人们能否识别出好笑的笑话。第一批数据回来时，对我来说简直是一次启示。我彻底惊呆了。人们当然会高估自己，但我们没想到会高估到这种程度。
Q：之前已有研究发现，无知会导致过度自信——在物理、国际象棋、网球、阅读、驾驶、社交等领域皆有发现。您这项研究的新意在哪里？
A：我认为新意在于将其量化，并引入正式的心理学分析——即在作出判断时所用的“认知”，与判断自身判断时所用的“元认知”，这两者之间的区分。
Q：您如何看待这个效应——它究竟只是技能不足者的过度自信，还是也包括技能高超者的过度谦虚？
A：关于知识渊博者的“知识诅咒”，已有大量文献记载。这也是为什么医生往往是糟糕的沟通者——他们以为你知道肾脏在哪里，以为你知道这种药会影响心脏。
Q：您认为这也是邓宁-克鲁格效应的一部分吗？
A：我倾向于说不是。顺便一提，这个名字不是我们起的。多年后，网上有人开始谈论“邓宁-克鲁格综合征”，然后在维基百科上建了一个词条。很多人说这个效应就是：处于底层的人不知道自己处于底层。就这样，完了。但它真正的意义还包括连接这两种失误的内在机制。
Q：当今最引人瞩目的邓宁-克鲁格效应体现在哪里？
A：人工智能是最有趣的。第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聊天机器人会出现邓宁-克鲁格效应吗？答案是：哦，当然会。除了少数例外，它们不知道在不确定时应该保持克制。最近有一个游戏，让你随便编一个短语，然后问聊天机器人它是什么意思，它会直接给你一个答案，而不是说“我不知道”。另一个问题是：聊天机器人会让用户产生邓宁-克鲁格效应吗？有一组研究发现，它反而逆转了邓宁-克鲁格效应，让表现最好的人比表现最差的人更加过度自信。还有研究表明，在辨别假新闻与真新闻方面，人们也非常“邓宁-克鲁格”。
在另一项研究中，一位教授让学生在认为自己会处于班级后50%时购买保险，但几乎没有人这样做。由此可见，错误的自我估计会导致各种适得其反的行为。还有研究表明，最有可能无视科学共识的人，往往是那些对科学了解最少、却对自己的科学知识最有信心的人。
Q：您认为人工智能的“阿谀奉承”——聊天机器人对用户大加吹捧——可能会加剧邓宁-克鲁格效应吗？
A：是的。人们普遍过度自信的原因之一，在于他们倾向于寻找支持自己想法的理由。事实上，我们始终给出的建议之一是：如果这个决定很重要，请停下来，问问自己可能在哪里出错。在规划方面，推荐给团队的程序之一是：将自己投射到未来，想象你的计划彻底失败了。是什么导致了它的失败？然后问：“好，我们能做什么来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这被称为“事前验尸”（pre-mortem）。
医生们将此视为例行程序，只是叫法不同。他们不会直接给你下诊断；他们做的是“鉴别诊断”。他们或许已有初步判断，但必须思考还有什么其他可能性。好的，你可能患有莱姆病，但你的症状还与什么相符？我们要对你进行检测，排除一切可以排除的情况。考虑其他可能性、思考自己可能在哪里出错，这是医学的核心。
© InfoQ
Q：您1999年的论文提到了“动机性偏见”：人们害怕去寻找自己可能出错的理由，或者害怕把自己看作愚蠢的人。您认为，承认存在多元智能或多种技能，是否可能缓解人们对自己“总体上很蠢”的恐惧，并使他们更愿意接受关于自己不擅长的特定领域的负面反馈？
A：绝对是的。首先，邓宁-克鲁格效应与“愚蠢”无关。邓宁-克鲁格效应关乎所有人。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经历邓宁-克鲁格时刻。有些人的故事更为惊人，但我们每个人都有能力的盲区。这不是关于愚蠢的问题；而是关于谨慎与明智的问题。另外，你是一个会成长和改变的人。所以你真正需要做的，是为自己的成功创造条件。
Q：我听到有人用邓宁-克鲁格效应来解释，那些反对他政治观点的人“蠢得不知道自己是错的”。您有没有见过类似的说法？这种说法更有可能是真的，还是仅仅因为人们被不同的意识形态所驱动？
A：嗯，人有时确实会犯蠢，但人也会被意识形态所驱动。我希望人们不要再拿“邓宁-克鲁格”互相攻击了。我们发表那篇论文，是希望它能成为促使人们自我反思的契机。我记得当年刚开始看推特的时候，看到人们对着彼此大喊“你这个邓宁-克鲁格白痴”，我心想：“哦不。”我最大的遗憾，是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用来攻击他人的骂人话。它应该是一个时不时用来审视自己的东西。
Q：我们如何检视自己的盲点？
A：最好的方式是借助他人。当然，他们必须有勇气，敢于告诉你你错了。我真希望我们在相互指出盲点方面能更加娴熟。
Q：过度自信有时候是好事吗？
A：自信本身并没有坏处。自信需要管理，而且有些时候你确实需要自信。但在准备阶段，你不应该过度自信。相反，你应该保持谨慎，做好充分的准备。如果你即将奔赴战场，或者即将参加奥运会，你绝对不会说：“算了，今天不练了，不训练了，我直接去拿金牌。”但在真正执行的那一天，你确实需要充满自信，因为这会带来回报。
Q：我们最应该在什么时候警惕邓宁-克鲁格效应？
A：当执行能力与判断能力高度重叠的时候。在逻辑推理领域，两者几乎是同一回事；但在体育运动中则不然。我知道自己是个糟糕的高尔夫球手，因为那些树会告诉我——每次球向右飞出，落进毒葛丛里，我就明白了。此外，还要警惕缺乏接触外部标杆的机会。我曾以为自己是个相当不错的大提琴手，直到听了杰奎琳·杜普蕾（Jacqueline du Pré）的录音，我才恍然大悟：“我竟然不知道这件乐器还能这样演奏。”
Q：有研究表明[2]，人们在困难任务上往往过度自信，在简单任务上往往过度不自信。
A：是的。自信程度总是会维持在中等偏高的水平，因为你已经得出了自己所能得出的最佳答案。面对困难任务，你很可能得不出正确答案；面对简单任务，你总是能得出正确答案。尽管如此，我们对自己的决定始终只能抱有中等程度的自信。我们做出决定，就必须执行。我们受制于决定。除了《宋飞正传》里的乔治·科斯坦扎，没人会说自己原本打算做什么，结果却反其道而行之。没人会这么做。
Q：多年来，邓宁-克鲁格效应受到了一些批评，主要认为它不过是“均值回归”这一统计现象的体现。（如果你测量两个带有噪声的指标，比如一个人的实际技能和他对自己技能的估计，且第一个指标处于极端值[技能极高或极低]，那么第二个指标必然会向中间趋近。结果就是，能力差的人看起来高估了自己，能力强的人看起来低估了自己。）您如何看待这一批评？
A：这种批评忽略了纠正均值回归的相关文献。流行病学、经济学和心理学领域有许多标准方法可以对其进行校正。即便如此，它也只能略微削弱这一效应，影响甚微。
此外还存在其他方法论问题。有一个例子，研究者让人们在参加智商测试后，用1到25的量表给自己的智力打分，然后假设打25分的人认为自己有160的智商，打1分的人认为自己只有40的智商。这些假设未免太过武断。我不会把这些想法强加给受试者。我也不会去询问“智力”这样一个宽泛的能力，因为它对不同的人意味着截然不同的东西。
在另一个例子中，数据结果其实完美地支持了我们最初的框架，只是我实在想不通那些作者为何看不出来。他们用统计方法将“判断表现的能力”与“产生高质量表现的能力”区分开来，发现高绩效者在评判自身表现方面并不比低绩效者更胜一筹。因此，他们说，我们错了。然而，在区分这两项能力之前，高绩效者在评判自身表现方面表现更佳，因为专业知识对表现和评判都大有裨益。这最后一点恰恰是我们1999年论文中阐述的，正是这部分导致了这种效应。在现实生活中，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他们的数据恰恰精妙地支持了我们的论点。
Q：您对这一效应的理解随时间有所演变吗？
A：我开始越来越清晰地看到“我们生活在自身知识泡沫之中”这一观念的更多含义。近来，我们的研究表明[3]，专家在判断自己是做出了正确决定还是错误决定方面，能力更强。但这里有一个转折。当他们出错时，他们比新手更加确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一再观察到这一现象。
Q：专家在出错时比非专家更加确信自己是对的，这似乎与邓宁-克鲁格效应相悖。
A：从整体来看，专家更善于做出正确判断，也更善于判断自己何时是正确的。但专家必须意识到，高度自信并不必然是抵御犯错的保障。
Q：这是否就是有时所说的“诺贝尔综合征”——诺奖得主在自己并不太了解的领域侃侃而谈？
A：“诺贝尔综合征”实际上是另一种不同的综合征，又称“认识越界”。这种现象在疫情期间随处可见。人们开始对疫苗和流行病学发表高论，而他们根本没有资格这样做——但“嘿，你知道，我有哈佛学位，这就够了吧。”很多人对自己能力的信心，来自他们对自身的一些软性暗示。那不叫了解自己的能力边界。当你拿了诺贝尔奖，这种情况会被推向极致。
这关乎“专家”的地理边界问题——他们知道自己能力的边界在哪里吗？我们刚刚发表了一篇论文，表明如果人们开始学习心理学与法律这样的课程，他们会开始以为自己懂得一些根本不可能懂的东西。在心理学与法律课程结束时，学生们会说：“是的，我了解这个心理法律概念。”他们同样声称了解我们询问但课堂上从未提及的其他概念。那些概念之所以从未在课堂上提及，是因为它们是我们编造的。你所知道的与你不知道的之间的分界线，是模糊的。我们生活在各自经验的泡沫之中，这是人类存在的一个深刻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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